第378章 请尊重司法独|立
而同样对少帅钦佩至极的原辽宁高等法院审判厅厅长、现在的东北司法委员会主任王瑞之，却从中得到了启发，他与曾为少帅秘书、新民司法委员会主任、现任人民党纪委书记的吴家象一道，在东北法学界的倡议下，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、时间悠长、影响深远的大讨论：党治和法治的关系。
人民党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最后获得东北的政权基本无人怀疑，假以时日夺取全国政权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等到那一天，在张汉卿建党宗旨里“党|领导国家”的前提下，党权和法权哪个大？
清季以降，“欧风美雨驰而东”，包括宪政、三权分立等在内的理论与政体被引入中国，开始了一场宪政实验。与此相适应，一套以司法独|立为主旨的西式司法理念与制度也开始在中国展开。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，赓续其事。北洋政|府时期的多部约法、宪法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，反映了北洋时代国家对司法独|立、超越党派政治的诉求。
但正史上从1920年代起，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，北洋时期宣扬的“不党”司法逐步被“纳入”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，司法开始“国民党化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延续这种制度设计，虽然法院、检察院系统|独|立办案的设置使中国慢慢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上来，但各级政|府中设置的政法委书记的职务还是给法治建设带来一些困扰。当代许多中国人也在提问：党大还是法大？
张汉卿觉得有必要给国人一个解释，尽管他本人从穿越前到穿越后一直纠结不已。
他欣赏英美等国家的法治，他们由于多年的建设，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制度；而中国由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余毒，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，权大于法的现象屡禁不绝，“官|二代”们对于法的蔑视是骨子里发出的，要不然怎么会有“我爸是李刚”的奇疤事件、愤怒了无数国人？
之所以后世的中国人会产生党权大于法权的感觉，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：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，决策不讲程序，办事不依法依规，甚至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徇私枉法，这些现象的存在，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，产生“权比法大”、“党比法大”的感受。
但如果往深里看，“党大还是法大”其实是个伪命题。因为从逻辑上讲，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，两者不存在比谁大的问题，否则就会陷入话语陷饼。如果说党比法大，那就是承认依法治国、法治都是假的；反之，那又好像党的领导出了问题！
这也是张汉卿一直在解决、现在在规范上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：用法治规范党员，用党章领导法治，两者其实并不冲突。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，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。所谓具体，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，无论职务有多大，只要犯了国法，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，国法同样要兼顾。一句话，党员犯了法，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。
所以，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，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，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、检、法、司的政法委书记，而是由党的副书记“联系”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。
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，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法委书记来进行管理，可以换成一个机构或组织。这个机构或组织，张汉卿选择了议会。
由于议会是完全体现了党的意图，所以各级法院、检察院向各级议会负责就很好，也不会偏离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。议会本来就是监督政|府的，那么具体在法律意义上实现监督任务的法院、检察院可以不受政|府主体制约地实现对政|府雇员实现法制监督，这才是真监督。否则，管理同级法院、检察院的政法委书记犯了事，作为下级，怎么去实现对上级的约束和监督？何况有很长一个阶段，政法委书记又是同级党的常委，决定着同级两院内很多党员干部的升迁命运？
按这个思路，后来形成了《中国人民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章程》中关于党员违反的处理原则，也是后来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奠基。它在东北法学界持续发酵，远在关内的同仁们也嗅到了余香。
也许是“五四运动”余温里民众对段政|府抗议的热情未减，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，中|央政|府考虑了数日之后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。
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|府的诉状，向《民国日报》总经理邵力子、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，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。该案于同年10月3日开庭，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，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。在中国领土上，中国政|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，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，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，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，1903年“苏报案”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，国家积弱，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。
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：“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，现任《民国日报》总编，当负刊载上之责任，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。”“《安福世系表之说明》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，并无侮辱之意义。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|府，使中华振兴，独止昌强，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。”
被告方律师林百架为两人申辩，称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诽滂，理由如下：
“1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，人民有言论之自由；
2、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|府派员来沪，提出充分证据；
3、被告此项文字，乃法律所许可，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|府，实无侮辱意义。”
据此要求撤销案件，宣告无罪。
安国政|府律师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，他说“此项文字，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，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，而且遗毒久远，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，即被侮辱者之地位；侮辱之方法；侮辱时间及地点；侮辱人之地位。”并又加了一项罪名：“此项文字一经刊载，使政|府要人遭轻视，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。”
基于此点林百架给予了有力批驳：“北京政|府与广州护法政|府之间的谈判，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，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，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，这已为众所周知。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，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，究竟有何妨碍？”
双方唇枪舌剑论辩激烈。主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，并没有如安国政|府的期待查封报关重判报人，也没有林律师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，而是认为《安福世系表之说明》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|府官员，但是“本意良好，颇有价值”，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。
这个判决和段祺瑞、徐世昌等人的预计相差悬殊，难以平复其胸中愤懑，穆安素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“前科”，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，加重惩处。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法庭，当庭严词拒绝。至此轰动全国的《民国日报》侮辱大总统案得以了结。
张汉卿适时地窜出来恶心下段祺瑞，反正前段时间“五四运动”最热烈的时候，他跟段祺瑞政|府打了不少口水仗，他的老爸也和皖军交了恶。这种利害关系的变化，是任何言语的讨巧都挽回不过来的了。既然如此，干脆得罪到死。
他向邵力子、总编辑叶楚伧发电祝贺，并说“此为民国法治成功之先例”，并表示东北自治政|府下的司法委员会将负责这两百元的处罚，如果两人不方便的话。
这是纯粹的幸灾乐祸了，民国的记者条件和一般的人民差距还是蛮大的。
后来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：“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”，《民国日报》经此事后却名声大振。经过此案，段祺瑞、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，“安福系”灰头灰脸，皖系诸公长时间抬不起头来，不但政治仗输了，在心理上的阴影可能更大。
当时，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，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，必定想要严惩报馆和作者，然而他们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后审，而是寻求也只能谋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。
同时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，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，没有再加害于人，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，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利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。
以法制而非人治，北洋这段时期的司法独|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闪耀着永久的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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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党的影响越来越大，最后获得东北的政权基本无人怀疑，假以时日夺取全国政权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是等到那一天，在张汉卿建党宗旨里“党|领导国家”的前提下，党权和法权哪个大？
清季以降，“欧风美雨驰而东”，包括宪政、三权分立等在内的理论与政体被引入中国，开始了一场宪政实验。与此相适应，一套以司法独|立为主旨的西式司法理念与制度也开始在中国展开。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，赓续其事。北洋政|府时期的多部约法、宪法也有相同或类似的规定，反映了北洋时代国家对司法独|立、超越党派政治的诉求。
但正史上从1920年代起，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建立，北洋时期宣扬的“不党”司法逐步被“纳入”国民党党国体制之中，司法开始“国民党化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延续这种制度设计，虽然法院、检察院系统|独|立办案的设置使中国慢慢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上来，但各级政|府中设置的政法委书记的职务还是给法治建设带来一些困扰。当代许多中国人也在提问：党大还是法大？
张汉卿觉得有必要给国人一个解释，尽管他本人从穿越前到穿越后一直纠结不已。
他欣赏英美等国家的法治，他们由于多年的建设，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制度；而中国由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余毒，人治的思想根深蒂固，权大于法的现象屡禁不绝，“官|二代”们对于法的蔑视是骨子里发出的，要不然怎么会有“我爸是李刚”的奇疤事件、愤怒了无数国人？
之所以后世的中国人会产生党权大于法权的感觉，是因为它反映了实际存在的一些现象：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不强，决策不讲程序，办事不依法依规，甚至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、徇私枉法，这些现象的存在，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法治的信心，产生“权比法大”、“党比法大”的感受。
但如果往深里看，“党大还是法大”其实是个伪命题。因为从逻辑上讲，党的本质是政治组织，法的本质是行为规则，两者不存在比谁大的问题，否则就会陷入话语陷饼。如果说党比法大，那就是承认依法治国、法治都是假的；反之，那又好像党的领导出了问题！
这也是张汉卿一直在解决、现在在规范上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：用法治规范党员，用党章领导法治，两者其实并不冲突。原则性的时候体现党的领导，具体的时候体现法治的精神。所谓具体，是做为个体的人民党员，无论职务有多大，只要犯了国法，不能仅用党纪来处理，国法同样要兼顾。一句话，党员犯了法，与非党员的处罚是一致的。
所以，张汉卿既肯定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，也避免党权对法治的可能干扰，在新民行政管理实践时就坚决不设立管理公、检、法、司的政法委书记，而是由党的副书记“联系”四套班子就是一种设计。
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体现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作用，不一定就要硬安一个政法委书记来进行管理，可以换成一个机构或组织。这个机构或组织，张汉卿选择了议会。
由于议会是完全体现了党的意图，所以各级法院、检察院向各级议会负责就很好，也不会偏离党的领导这个大前提。议会本来就是监督政|府的，那么具体在法律意义上实现监督任务的法院、检察院可以不受政|府主体制约地实现对政|府雇员实现法制监督，这才是真监督。否则，管理同级法院、检察院的政法委书记犯了事，作为下级，怎么去实现对上级的约束和监督？何况有很长一个阶段，政法委书记又是同级党的常委，决定着同级两院内很多党员干部的升迁命运？
按这个思路，后来形成了《中国人民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章程》中关于党员违反的处理原则，也是后来有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奠基。它在东北法学界持续发酵，远在关内的同仁们也嗅到了余香。
也许是“五四运动”余温里民众对段政|府抗议的热情未减，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，中|央政|府考虑了数日之后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。
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|府的诉状，向《民国日报》总经理邵力子、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，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。该案于同年10月3日开庭，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，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。在中国领土上，中国政|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，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，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，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，1903年“苏报案”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，国家积弱，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。
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：“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，现任《民国日报》总编，当负刊载上之责任，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。”“《安福世系表之说明》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，并无侮辱之意义。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|府，使中华振兴，独止昌强，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。”
被告方律师林百架为两人申辩，称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诽滂，理由如下：
“1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，人民有言论之自由；
2、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|府派员来沪，提出充分证据；
3、被告此项文字，乃法律所许可，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|府，实无侮辱意义。”
据此要求撤销案件，宣告无罪。
安国政|府律师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，他说“此项文字，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，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，而且遗毒久远，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，即被侮辱者之地位；侮辱之方法；侮辱时间及地点；侮辱人之地位。”并又加了一项罪名：“此项文字一经刊载，使政|府要人遭轻视，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。”
基于此点林百架给予了有力批驳：“北京政|府与广州护法政|府之间的谈判，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，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，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，这已为众所周知。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，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，究竟有何妨碍？”
双方唇枪舌剑论辩激烈。主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，并没有如安国政|府的期待查封报关重判报人，也没有林律师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，而是认为《安福世系表之说明》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|府官员，但是“本意良好，颇有价值”，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。
这个判决和段祺瑞、徐世昌等人的预计相差悬殊，难以平复其胸中愤懑，穆安素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“前科”，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，加重惩处。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法庭，当庭严词拒绝。至此轰动全国的《民国日报》侮辱大总统案得以了结。
张汉卿适时地窜出来恶心下段祺瑞，反正前段时间“五四运动”最热烈的时候，他跟段祺瑞政|府打了不少口水仗，他的老爸也和皖军交了恶。这种利害关系的变化，是任何言语的讨巧都挽回不过来的了。既然如此，干脆得罪到死。
他向邵力子、总编辑叶楚伧发电祝贺，并说“此为民国法治成功之先例”，并表示东北自治政|府下的司法委员会将负责这两百元的处罚，如果两人不方便的话。
这是纯粹的幸灾乐祸了，民国的记者条件和一般的人民差距还是蛮大的。
后来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：“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”，《民国日报》经此事后却名声大振。经过此案，段祺瑞、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，“安福系”灰头灰脸，皖系诸公长时间抬不起头来，不但政治仗输了，在心理上的阴影可能更大。
当时，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，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，必定想要严惩报馆和作者，然而他们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后审，而是寻求也只能谋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。
同时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，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，没有再加害于人，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，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利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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