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6章 北京政变
一直出工不出力的渤海舰队也张锚待发。据“奉情局”传来的消息，舰队司令温树德已装载约一旅直军，在主力舰队护卫下，准备在北戴河登陆，冲击奉军后路。
张汉卿一方面认为形势已骑虎难下，除了硬扛，别无他法。否则一旦奉军败退，冯玉祥更不敢在直军兵盛之时做此等自取败亡之事，反倒可能逼迫奉军退出关外，错失政治良机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有些犹豫，担心冯玉祥最终放弃反戈一击的计划，此次大军出关劳而无功。
可是冯玉祥现在完全是待价而沽的作派，哪还有为真理、为正义、为革命、为国家付出的样子？
无怪乎他在正史上是共*党高层私下里的反面的人物，是“伪君子”，是作风有问题的人，至少毛爷爷就在批判彭总时带上他：“人们（林彪）说你是伪君子，像冯玉祥…”而刘少奇也以“魏延式的骨头、朱可夫的党性、冯玉祥的作风”批判彭总。
如此看来，那天在其妻子刘德贞的病房前和自己大谈信奉孙中山的“三皿煮义”并结成反直秘密联盟，只是在投机取巧而已。看不出他外表憨厚，实则只能用老奸巨滑来形容。那么正史上的他投身革命，是不是因为有别的隐情？此事未曾发生，未敢臆测。
唉，忘记他在历史上的绰号“倒戈将军”了！
张汉卿恨得牙痒痒。
“你去联络宝航，让他亲自去找冯的随军牧师，向他晓以利害，要求他马上动手。我给他透个底，50万开拨费、战后山东归他。否则，他就将和吴佩孚一样，是我奉军和人民军的大敌！”张汉卿决定釜底抽薪逼他表态了。
哪怕他是自己的敌人，也比这样暧昧好得多！
宝航就是阎宝航，和冯玉祥都是基督教人士，关系不错。他去传话，份量估计冯玉祥能够掂量出来。
天津、唐山有对奉军而言重要的汽车厂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，而秦皇岛更有他未来军事现代化的核心：坦克制造厂、飞机与舰艇培训学校。这个丢不得、也不能被打烂了。为了这个，花去50万不算什么。
当然，至于战后山东的归属问题，如果冯玉祥敢要，他就敢安排张宗昌打得他满地找牙！
接到张汉卿“最后通牒”式的要求，冯玉祥有些胆怯了。投机一次可以，但是要让他明确界限，他还真不敢和直系绑在一辆战车上。因为他深知，即使关内奉军不幸被战败了，张作霖仍有充足的力量卷土重来，而人民军同样可以在南方让奉军不至于败得太难看。
奉系的力量允许它失败，但直系败不得！
仗打到这时候，也该表现出对国民党、孙中山的合作意见，否则，等仗打完了，估计也就是那位东北少帅翻脸之时吧？况且人家来说了，50万大洋，即付；山东督理，已下单。
山东现在确实是无主地，原先的代理督军张宗昌在津唐打仗。如果直系败、孙中山入主北京、自己在山东遥相呼应，俨然又是政坛新的力量！他和张之江等人思忖：“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，不乘机脱颖而出，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，悔之晚矣。”
“我们向沈阳要什么有什么，向保定要什么没什么。”
“谁的力量大，我们就和谁合作！”
不过吴佩孚对他还是有些警惕的，不忘在城郊安排一支军队牵制他，这一下又让他犹豫起来。
张汉卿决定再给他加把火，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，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，这样对他不利。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，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。否则，真如冯之念想，奉军以疲惫之师，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？
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，谓奉军形势危急，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，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，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云云。
冯玉祥在京时间尚短，根本不知道天津及京沈线上的热河几地对张汉卿的非凡意义，他接电大吃一惊，这回玩大了！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，将立即发动政变。
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，张给冯玉祥一电，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：“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。”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，可是在微妙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有了问题。
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，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，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。吴佩孚上了前线后，冯是犹豫的。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，他一发动，吴率师回京平乱，他就完了。所以他在待机而动，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，是胜利在望；来自日方的，则谓直军不利，前线危急。
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，特别是吴佩孚从京城里抽调卫戍部队的举动，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，因此乃下了决心“倒戈”。
移后军作前军向北京回师，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。11月4日傍晚，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，回师北京，发动了北京政变。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、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，打开城门。
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，与直系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。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，上写“誓死救国，不扰民，真爱民”。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，并戒严断绝交通，迅速占领各部、署衙门。
这次“北京政变”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举获得成功，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。说来也巧，他在上任之初即被点了个《捉放曹》，越怕捉放还是被捉放，看来天意难违。
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，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，直军前线士气转旺，奉军攻势曾受阻遏，战局颇有转机。
中午时分，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，他拿来两处电报，略带颤音说：“司令，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，内容大同小异，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！”
吴佩孚大吃一惊，他接过电报，均言“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，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，发动政变，曹锟总统已失自由，北京情况不明，酝酿巨变。”
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，包括冯玉祥、王承斌、王怀庆、孙岳等。看完冈野的电报，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，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。
当晚，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，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，各高级将领均出席。吴以沉痛的态度，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，瞬息之间，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。
决定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，停止对奉军的进攻转入全线防御，由吴佩孚亲率主力第3师星夜返回北京平乱。直到这时候，他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，准备平乱后再和奉系一决雄雌呢。
午夜，吴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约有3000人星夜疾驰回返，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，一夜未眠。总司令部列车于凌晨2时离廊坊，到次日上午4时，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。遇到了从北京溃败的少量直军，才知道形势已经比他想象得更危急。
原来11月5日，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，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。出席会议的有孙岳、黄郛、王正廷等人。这次会上，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，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。鹿钟麟入城有功，升任师长，并任北京警备司令，驻扎在东单帅府园。
鉴于孙逸仙尚无确切消息、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，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。为表示欢迎孙逸仙主政的诚意，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，如黄郛，财政总长王正廷（奉系总长潘复等人并未复职，由一批国民党人顶职），跟随孙逸仙来京的国民军系统李书城，李烈钧等。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，并宣布自动退位。
挟曹锟令吴佩孚很有效，前线直军也知道了城门失火，都无战心，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。
在此之前，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，挺进新乡，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。
不知道是谁走透了消息，把张汉卿许诺让冯玉祥担任山东督理的权宜之计捅出去了，倒让张宗昌吓了一跳。
战后势必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，他知道自己非奉系核心的地位，先行把山东攫到手里再说，估计老、小张都会不好意思要的罢？所以尽管为抗击直系立下汗马功劳，张宗昌等不及享受胜利果实，借口追击直系残余，不等命令即迅速再度南下，继续回山东当他的草头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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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汉卿一方面认为形势已骑虎难下，除了硬扛，别无他法。否则一旦奉军败退，冯玉祥更不敢在直军兵盛之时做此等自取败亡之事，反倒可能逼迫奉军退出关外，错失政治良机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有些犹豫，担心冯玉祥最终放弃反戈一击的计划，此次大军出关劳而无功。
可是冯玉祥现在完全是待价而沽的作派，哪还有为真理、为正义、为革命、为国家付出的样子？
无怪乎他在正史上是共*党高层私下里的反面的人物，是“伪君子”，是作风有问题的人，至少毛爷爷就在批判彭总时带上他：“人们（林彪）说你是伪君子，像冯玉祥…”而刘少奇也以“魏延式的骨头、朱可夫的党性、冯玉祥的作风”批判彭总。
如此看来，那天在其妻子刘德贞的病房前和自己大谈信奉孙中山的“三皿煮义”并结成反直秘密联盟，只是在投机取巧而已。看不出他外表憨厚，实则只能用老奸巨滑来形容。那么正史上的他投身革命，是不是因为有别的隐情？此事未曾发生，未敢臆测。
唉，忘记他在历史上的绰号“倒戈将军”了！
张汉卿恨得牙痒痒。
“你去联络宝航，让他亲自去找冯的随军牧师，向他晓以利害，要求他马上动手。我给他透个底，50万开拨费、战后山东归他。否则，他就将和吴佩孚一样，是我奉军和人民军的大敌！”张汉卿决定釜底抽薪逼他表态了。
哪怕他是自己的敌人，也比这样暧昧好得多！
宝航就是阎宝航，和冯玉祥都是基督教人士，关系不错。他去传话，份量估计冯玉祥能够掂量出来。
天津、唐山有对奉军而言重要的汽车厂和相当多的工业企业，而秦皇岛更有他未来军事现代化的核心：坦克制造厂、飞机与舰艇培训学校。这个丢不得、也不能被打烂了。为了这个，花去50万不算什么。
当然，至于战后山东的归属问题，如果冯玉祥敢要，他就敢安排张宗昌打得他满地找牙！
接到张汉卿“最后通牒”式的要求，冯玉祥有些胆怯了。投机一次可以，但是要让他明确界限，他还真不敢和直系绑在一辆战车上。因为他深知，即使关内奉军不幸被战败了，张作霖仍有充足的力量卷土重来，而人民军同样可以在南方让奉军不至于败得太难看。
奉系的力量允许它失败，但直系败不得！
仗打到这时候，也该表现出对国民党、孙中山的合作意见，否则，等仗打完了，估计也就是那位东北少帅翻脸之时吧？况且人家来说了，50万大洋，即付；山东督理，已下单。
山东现在确实是无主地，原先的代理督军张宗昌在津唐打仗。如果直系败、孙中山入主北京、自己在山东遥相呼应，俨然又是政坛新的力量！他和张之江等人思忖：“此实千载一时之机会，不乘机脱颖而出，一旦山东政权被人拿走，悔之晚矣。”
“我们向沈阳要什么有什么，向保定要什么没什么。”
“谁的力量大，我们就和谁合作！”
不过吴佩孚对他还是有些警惕的，不忘在城郊安排一支军队牵制他，这一下又让他犹豫起来。
张汉卿决定再给他加把火，他判断冯玉祥虽有投机心理，但是其前提为双方势均力敌，他绝不会坐视奉军失败，这样对他不利。如果奉军有主动退却迹象，或可打破冯的坐山观虎斗之念。否则，真如冯之念想，奉军以疲惫之师，遭受重创后如何在与冯系在后继的利益争夺战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？
于是张汉卿密电冯玉祥，谓奉军形势危急，如果冯部不作最后之决定，奉军将不得已于明日退出天津，并将与蓟县军队一道退回关外云云。
冯玉祥在京时间尚短，根本不知道天津及京沈线上的热河几地对张汉卿的非凡意义，他接电大吃一惊，这回玩大了！急回电说已部已完成部署，将立即发动政变。
此时吴佩孚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，张给冯玉祥一电，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：“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。”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，可是在微妙的时候，这句话就有了问题。
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，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，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。吴佩孚上了前线后，冯是犹豫的。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，他一发动，吴率师回京平乱，他就完了。所以他在待机而动，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，是胜利在望；来自日方的，则谓直军不利，前线危急。
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，特别是吴佩孚从京城里抽调卫戍部队的举动，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，因此乃下了决心“倒戈”。
移后军作前军向北京回师，他要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。11月4日傍晚，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，回师北京，发动了北京政变。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、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，打开城门。
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，与直系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。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，上写“誓死救国，不扰民，真爱民”。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，并戒严断绝交通，迅速占领各部、署衙门。
这次“北京政变”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，一举获得成功，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。说来也巧，他在上任之初即被点了个《捉放曹》，越怕捉放还是被捉放，看来天意难违。
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，他率僚属赴西清督战，直军前线士气转旺，奉军攻势曾受阻遏，战局颇有转机。
中午时分，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急匆匆赶来，他拿来两处电报，略带颤音说：“司令，我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，内容大同小异，北京城内有了大变故！”
吴佩孚大吃一惊，他接过电报，均言“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4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，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，发动政变，曹锟总统已失自由，北京情况不明，酝酿巨变。”
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，包括冯玉祥、王承斌、王怀庆、孙岳等。看完冈野的电报，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，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。
当晚，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回到总部，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，各高级将领均出席。吴以沉痛的态度，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，瞬息之间，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。
决定前线军事由彭寿莘总负责，停止对奉军的进攻转入全线防御，由吴佩孚亲率主力第3师星夜返回北京平乱。直到这时候，他还以为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，准备平乱后再和奉系一决雄雌呢。
午夜，吴吴佩孚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约有3000人星夜疾驰回返，他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，一夜未眠。总司令部列车于凌晨2时离廊坊，到次日上午4时，列车到达通州站外不足10里。遇到了从北京溃败的少量直军，才知道形势已经比他想象得更危急。
原来11月5日，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，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。出席会议的有孙岳、黄郛、王正廷等人。这次会上，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，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。鹿钟麟入城有功，升任师长，并任北京警备司令，驻扎在东单帅府园。
鉴于孙逸仙尚无确切消息、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，孙岳提出成立摄政内阁。为表示欢迎孙逸仙主政的诚意，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，如黄郛，财政总长王正廷（奉系总长潘复等人并未复职，由一批国民党人顶职），跟随孙逸仙来京的国民军系统李书城，李烈钧等。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，并宣布自动退位。
挟曹锟令吴佩孚很有效，前线直军也知道了城门失火，都无战心，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不得已宣布停战。
在此之前，西北人民军已攻克郑州防线，挺进新乡，并从此直插直军老巢保定府。
不知道是谁走透了消息，把张汉卿许诺让冯玉祥担任山东督理的权宜之计捅出去了，倒让张宗昌吓了一跳。
战后势必要重新划分势力范围，他知道自己非奉系核心的地位，先行把山东攫到手里再说，估计老、小张都会不好意思要的罢？所以尽管为抗击直系立下汗马功劳，张宗昌等不及享受胜利果实，借口追击直系残余，不等命令即迅速再度南下，继续回山东当他的草头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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